“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先生生前的这一问曾引起广泛讨论。而在中国科学院院士李邦河委员看来，教育的确需要大力改革，已成为培养杰出人才的摇篮，“但走出摇篮后，要最终成为钱学森式的杰出人才还必须‘过五关，斩六将’。”
很多人才难过“研而优则仕”这一关。他举钱学森本人的成长经历说：“钱老的成长分两步：一、打基础；二、在创新的环境中长期努力。改革开放后，我国也出现了不少显示出卓越创新才能的年轻人，他们已经走到了钱老的第二步。可惜的是，有太多年轻人科研很出色，不久就听说当上官了，而从此也就听不到他在科研方面的新突破了。”
“这种‘研而优则仕’的现象，近10年来，愈演愈烈，似已成风。”李邦河说，较之优秀的科研人员曾被作为“白专典型”受到歧视，“研而优则仕”体现了对人才的尊重。但这种风气对造就大师级人物的危害，已日渐显现。如果说教育不当会防碍创新幼苗的出土，“研而优则仕”则使已长成中等大小的创新之树，不能最终成为参天大树。
“有人会说，这些人当官后还在搞科研。不错！但成为大师的必要条件是什么？”李邦河说，改革开放初期，曾有一句响亮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对科学家来说，无疑，时间就是成果。没有长时间全力以赴的努力，不可能成为大师。
李邦河做过统计，在数学界有两个历时最久的大奖——菲尔兹奖和沃尔夫奖中，48位菲尔兹奖得主中，担任过所长、系主任、科研主管、院长、校长的13人，其中9人在得奖至少9年后任职，且任职大多仅三年。在48位沃尔夫奖得主中，担任过类似职务的17人，其中至少有12人任职时已经超过50岁，甚至有的已70岁。有一位获此二奖的，只在53至55岁当过所长，还说他不适合这个位置“由此可见，大数学家是几乎不在创新高峰期当领导的。”李邦河说，科学家的当官与政治家的当官不同。对政治家，当官有助于专业才干的增长；而对科学家，则有碍。古人立志，就有“不为良相，即为名医”的选择。从政和从医，历来就是不同的路。“我们当然需要一批兼具管理才能的优秀科学家去当官，但应是在他们过了创新的高峰期后。”
李邦河认为，出现一冒尖就当官的现象，与对“领军人物”一词的模糊认识密切相关。“什么是科学界的‘领军人物’，正确的理解只能有一个：是以他们的学术思想和成就引领科学潮流的人物，而不是官。20世纪最大的领军人物，无疑是爱因斯坦，但他却不是官。”
在现实中，“领军人物”混同于官的现象屡见不鲜。李邦河就曾发现某单位在报道百人计划的成就时，第二项就是：培养了93名所局级以上的干部。在李邦河看来：“如果不刹住‘研而优则仕’之风，造就能与强盛的国力相配的大师队伍将永无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