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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卷, 第一期
哥德巴赫“猜想”报春

《北京日报》


1978年,一篇报告文学让一位数学家一夜之间成了在全国家喻户晓的人物。曾经的“臭老九”、“白专典型”成为全民偶像。孩子们在被问到“长大后做什么时”,都响亮地回答:“要当科学家!”

同年,一次科学大会,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成了改革开放的先声。


回顾这段历史,“猜想”一般的谜仍未破解:为什么偏偏选择了这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科学怪人?在当时的背景下,徐迟的春秋笔法隐藏了什么?陈景润的真实人生如何?


“这是个认识知识分子价值的过程。”陈景润老友罗声雄研究员的一句话,让人找到了回望1978年的视角。


谁选中了陈景润?

徐迟为什么要写陈景润,这还得从《人民文学》编辑部的“神仙会”说起。

“文革”刚结束,复刊不久的《人民文学》,恰逢主编张光年生病住院,选题就靠
 几个年轻人你一言、我一语的“神仙会”来定。1977年9月18日,党中央决定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紧接着,10月的这次“神仙会”自然跟“科学”挂上了钩。编辑们觉得,如能组织一篇反映科学领域的报告文学,正当时候。


这个想法,其实并不寻常。十年浩劫,知识分子早成了“臭老九”,以他们为主角的文学作品也几乎绝迹。不过,中央既然要重新评价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文学领域自然应该有所突破。

然而,写谁好呢

也不知是谁,想起一则流传甚广的民间故事:20世纪70年代初,有个外国代表团访华,一美国专家点名要见大数学家陈教授。我国有关方面千方百计寻找,终于在“牛棚”里发现了这个人,他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果,竟然谁也不知道。

这人就是陈景润,编辑们纷纷补充了自己听到的轶事:他是“白专”典型,有一回挨斗,他气得跳楼,不过这位数学家自杀还不忘算角度,结果连伤都没受;他是一个“科学怪人”,不刷牙不洗脸;有人说他财迷,棉袄都舍不得买,就用两个棉毛衫,里边装上棉花,一绷。

这样的人能不能写?当时,“白专”可是顶“大帽子”,在“文革”中,不问政治的“白专”分子几乎和吃白饭、寄生虫等名词联系在了一起。

经过激烈的争论,编辑们达成一致,就写陈景润吧!中央已经提出了“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目标,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自然需要知识。不管怎样,他是有贡献的。

那么,找谁来写呢?有人提到了徐迟。

徐迟虽是一位诗人,但他做过新闻记者,写过不少通讯特写。1962年他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人物特写《祁连山下》,以敦煌艺术家常书鸿为原型。解放后,写知识分子的文章本就不多,反响好的更屈指可数,这篇文章算是其一。

当时的青年编辑周明,负责寻找这位久违了的诗人。

徐迟原来在《诗刊》做副主编,后来响应中央的号召“作家到火热的生活中去”,连编制也转到了湖北省文联。

周明的电话打到武汉,徐迟说他在老家浙江南浔选好了房子,准备办理退休手续告老还乡了。他说他被剥夺了创作权,十年没有动笔了,噤若寒蝉。

不过,当周明提起这个任务时,老先生又兴奋起来,他说,要是能有机会写点什么就太好了,冬蛰太久了,也该醒醒了。

周明放心了,63岁的老先生,依然是个热情的歌者。只是提到陈景润,诗人热情稍减,他有点迟疑地说“试试看”。

果然,徐迟到京后和亲友们吃饭,一屋子人,一听说他要写陈景润,一致反对。“怪人”呀,“白专”呀,“吝啬”呀,他们都劝他换个题目,陈景润是个有争议的人,何必惹麻烦呢?

敢不敢写?最后是徐迟的姐夫一锤定音:“写!陈氏定理了不起!”这位姐夫正是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将军。看将军说得那么干脆,徐迟打消了顾虑。

偶然的机缘

从《人民文学》的青年编辑到伍修权将军,似乎谁都知道陈景润,可是在1977年10月之前,他并没上过报纸,陈景润怎么成了话题人物呢?

其实,让陈景润出名的,只是一个偶然的机遇。时任中科院数学所业务处处长的罗声雄讲述了这件奇事。

1973年,北京的冬天似乎比往年更长。2月里的中关村,周围是一片片萧索的农田,让它出名的不是高科技,而是北大、清华这两大“文革”策源地,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往往有风向标的意味。

一天,陈景润在去医院的路上偶遇罗声雄,也许是自觉身体不行时日无多,他突兀而神秘地说:


“最近,我完成了对猜想的证明,论文也写好了,你看怎么办?”


“论证过程有问题吗?”罗说。


“绝对没问题。但是我担心没法发表,即使发表了又会挨批。”


“只要是真货,就不怕。”

这里所说的猜想,是指对“哥德巴赫猜想(1+2)”的简化论证。陈景润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经6年攻关,写出了这篇长达100多页的论文。他心里清楚,这不仅是他有生以来最重要的成就,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数学成就之一。然而,他更明白,自己顶着“白专”的帽子,“猜想”又远离实际,论文肯定难以发表。这些年挨整、跳楼、专政经得多了,虽经罗声雄劝说,陈景润还是把论文压在了箱底下。

罗声雄,湖北人,三十出头,好打抱不平。有一次,陈景润像“叫花子”一样被“革命群众”群殴,周围的人都哈哈大笑。只有罗为他出了头,由此成了陈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这次,为了给陈景润打气,罗声雄和数学所的另一位业务干部乔立风,决定跨过数学所党委,把事情直接捅到院里。一份题为“数学所取得一项重要理论成果”的工作简报,径直送到了中科院领导处。副书记武衡看完这份简报后,顿感眼前一亮。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电子计算机的改进引发了西方的技术革命,而我们却停滞不前。1971年至1972年间,周恩来借接见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和数学家林家翘的机会,与中科院负责人谈话,要求中科院在理论研究上要有所突破。陈景润这个成就,真是恰逢其时。

武衡立即赶到数学所。他当着党委书记的面,尖锐地指出:“单是陈景润有论文不敢拿出来的事,就应该向总理反映。”这位书记的答复也很有时代特色,他说:“陈景润的论文能不能发表,要经全体群众讨论通过!”

在随后的全院大会上,武衡专门表彰了陈景润,不过他没提名字,仅说:
“我国年轻的数学工作者在数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做出了一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

坐在底下的新华社记者顾迈南,专门负责科技报道,听到此处,她心中一动,立即询问身旁的一位局长,得知这个人叫陈景润,“是个怪人!”

第二天,顾迈南就到了数学所,接待她的那位“革委会”负责人说,“这个人(指陈景润)生命力很强,中关村医院来了几次病危通知单,说他快死啦,可他至今还活着。”

随后,顾迈南迅速写了两篇“新华社内参”,专门报道了陈景润。现在回看这两份“内参”,只有两处略有夸张。一是在论文尚未发表前断言“陈的论文发表后,会轰动世界”,一说“陈命在垂危,亟待抢救”。不过,这为后来的“陈景润事件”,投入了催化剂。

离陈景润和罗声雄谈话还不到半个月,陈景润的机会就来了。

江青在“内参”上批示:“主席,是否先救活陈景润为好?”

毛泽东大笔一挥:“请文元同志办。”

姚文元又作批示:“陈景润的论文在哲学上有什么意义?”

罗声雄奉命作科普文章,向领导介绍“哥德巴赫猜想”,至于哲学上有什么意义,他说不出来,只好请“哲学家”去体会了。

陈景润事件

事情进展神速,接下来就有了中关村88号楼的一幕。“在知识界,人们管这件事叫‘陈景润事件’,”罗声雄说。

3月底一天的下半夜,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彻中关村88号楼3层寂静的走廊,住在小茶房里的陈景润也被惊醒了。一名身着戎装的彪悍男子在门外高呼:“陈景润同志,我是迟群,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我来看你了!”

 

迟群身后,还有时任卫生部部长的谢振华,协和医院院长张孝骞及其他医学权威,武衡也陪同在列。

 

陈景润完全懵了,主席怎么会知道我这么个助理研究员、“白专”典型?莫不是造反派抓人来了?他迟迟不肯开门,喧哗声中,同楼的几十个居民都聚到了门口,有的只穿着裤衩背心,冻得上牙打下牙,整个88号楼,犹如刚发生了地震。

 

陈景润出来了。迟群何许人也?毛泽东的联络员,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革命委员会主任、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竟然恳请他马上去检查身体。陈景润死活不肯,迟群不得不亲自动手,强拉着瘦弱的陈景润,把他塞进了红旗轿车。

 

五六辆轿车,浩浩荡荡地开进迟群的“阵地”清华大学,几名专家立即会诊,陈景润患有慢性腹部结膜炎,并非要命的急症。不过,依照主席的指示,陈景润还是住院了。

 

第二天,对政治莫名其妙的陈景润,不顾“最高指示”,逃出了病房。结果又是天下大乱,全院上下寻找陈景润。

 

伟大领袖亲自关怀“白专”分子,与“文革”中的气氛格格不入,种种错位,让科学院开了锅。人们停下了手里的工作,展开了辩论。相当多的研究员大受鼓舞,“看来,只要有真本事,领导还是重视的”。又有许多人被弄得糊里糊涂:不是提倡又红又专吗?为什么又肯定了“白专”分子?

 

“数学大师庞开来曾给机遇下了个定义:机遇是对社会无知程度的一种度量。白卷先生张铁生和书呆子陈景润能够同时出名,这都符合庞开来的原意。”罗声雄进一步解释了他对此事的反思,“在那时荒芜一片的科学土壤里,突然开出一朵奇葩,各级领导自然如获至宝,他们以此为题,各做各的文章,这就给了陈景润一个机遇。”

 

随后,陈景润的论文,以最快的速度在《中国科学》英文版16卷第2期上发表了。

 

这篇论文的分量有多重?中科院院士林群用2008年奥运会打了个比方:“陈景润是数学界的百米飞人博尔特,挑战着智力极限。他保持的这个纪录,至今34年,仍无人能破。”

 

徐迟三访陈景润

 

如果说迟群夜访陈景润只是政治,那么最终让这个书呆子感动国人的,却是科学的魅力、人性的光辉。这些,被徐迟的慧眼发现了。

据陈景润秘书李小凝转述,徐迟写出洋洋万言的《哥德巴赫猜想》,但在整个写作过程中,他跟陈景润只见了三面。这让记者也吃了一惊。

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77年的一个秋日,周明陪着去的。


陈景润进来那一幕,周明记忆犹新:“他非常瘦小,脸上虽然红扑扑的,但却是一种病态的红(大概是因为结核病),我们都穿单衣,他身上却是一件半蓝不灰的中山装,露出来的衬衫领子一个翘在外面,一个窝在里面,头上的棉帽歪戴着,两个护耳,一前一后地耷拉着,确实是个怪人,挺邋遢的。”

陈景润的手拢在袖子里,有点心不在焉地说,“哦,你们来了,我很高兴,很高兴”,一直说很高兴。一听说自己是报告文学的主角,又说,不要写我,写写老前辈,写写老科学家,写写领导人。他当时说了一串领导人的名字,每一位前面都加上了“敬爱的”,完全是报纸上的字儿话。徐迟笑了,说我不是写你,我来写数学界。陈景润松了口气,天真地说那我一定提供材料。

于是,他们随意聊起来。

徐迟问,“哥德巴赫猜想”进展如何了?

陈景润回答:到了最后关头。看到叶剑英元帅最近发表的《攻关》一诗,很受鼓舞。我要继续苦战,努力攻关,攀登科学高峰。

再问他最近考虑什么问题?他说,收到一个国际会议的邀请,正在写回信。原来,国际数学联合会主席邀请他去芬兰参加数学家大会,并作45分钟的学术报告。出席本次会议的有各国学者三千多人,但确定做学术报告者仅十来名,其中亚洲两名,一个是日本学者,一个便是陈景润。

陈景润请示领导,没想到中科院副院长方毅让他自己答复,这可让他大费脑筋了。

最后,回信大致讲了三点:一、感谢国际数学会主席先生的盛情邀请;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目前台湾占据着数学会的席位,因此我不能参加;第三、如果驱逐了台湾代表,我可以考虑出席。

简直出乎意料!看来陈景润没有传说中那么“痴”,那么“傻”。虽然陈景润讲话的时候,夹着报纸上的套话,但他那种心不在焉、恍恍惚惚的神情,让徐迟有一种感觉:陈景润没有生活在我们中间,他活在数学王国里,虽然被迫接受了访问,但他的心仍在低飞着,盘旋着,闪出晨光熹微的理性之美。

徐迟忍不住悄声对周明说:“他多可爱,我爱上他了!就写他了。”

怎么走进陈景润的心里呢?往后的一个星期,徐迟在外围展开了采访,他还特地找到数学所的年轻研究员杨乐、张广厚,和他们一起归纳出了三个陈景润感兴趣的问题:猜想是怎么回事?猜想的题目怎么写,答案怎么写?(1+2)的突破在哪里?

第二次见面,徐迟有备而来地抛出三个问题,陈景润话多起来,也不管徐迟懂不懂,直接把解决这三个问题的数学公式写给徐迟看,徐迟抄下来,或者说是照猫画虎地描画了下来,正如读者所见,公式搁在了文章的开篇。

这次见面,徐迟掉泪了,他得出个结论:陈景润是那种为了数学可以抛弃一切的人,外界对他的传言太可恶了,那些当初迫害他的人,今天仍在制造流言蜚语。

采访进入尾声,唯一的遗憾是,陈景润几乎不让任何人进他的小屋,徐迟也不例外。时任数学所书记的李尚杰说:“要不,咱们搞点阴谋诡计试试。”

经策划,周明和徐迟、李尚杰三人一同上了88号楼,老李是领导,自然被放进屋。周明和徐迟,又过了十分钟后才去敲门,只说找李书记有急事。

果然,陈景润还未反应过来,李尚杰就抢先开了门,周明和徐迟就这样不容分说地挤进了屋。环顾这间由茶水间改成的宿舍,六平方米的小屋,一张单人床,床上的褥子只用蚊帐包着。墙角放了两个鼓鼓囊囊的麻袋,一个装的是他的换洗衣服,另一个全是计算题手稿和废纸。办公桌上除了中间常用的一小片地方,其余桌面落满了灰尘。

原来,这就是陈景润的世外桃源、数学作坊、自由王国。

“猜想”问世

诗人的激情迸发了,他说他像林妹妹爱上二哥哥那样爱上了陈景润!据徐迟的儿子徐延回忆,他写得很快,一个星期采访,一个星期写作,一个星期修改,一个星期发稿。

前面的几个段落只用两个晚上就写就了,不过写到“文革”就卡住了。当时,中央关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尚未做出,“两个凡是”依然禁锢人心。评判“文革”,谁也没有这个胆。“文革”中,徐迟被关在一个楼上,没有事情,就只剩下读书,能搞到的书都反复读了,读得最多的是《马恩全集》。

在写《哥德巴赫猜想》时,徐迟想到了《马恩全集》第一卷里的一篇重要文章《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对“文革”的态度、理解、写法,都在这篇文章里找到了依据。

《哥德巴赫猜想》问世后,“文革”这一段立即引起读者热烈反响。许多人争相购买和竞相传阅,喜欢文学的和平时不太关心文学的,也都找来一遍又一遍地读。

当然,作家也有妥协。有关陈景润跳楼自杀等苦难,闪闪烁烁地写了;陈景润事件,没有写入文中。

讲到那篇著名的论文时,文中是这样说的:1973年春节前夕,党委书记和政治处主任,提着水果去慰问陈景润,他非常感动,立即拿出论文,说道:“把这篇论文献给党。”

 

数学所的人都知道这是“天方夜谭”,当时大数学家华罗庚、吴文俊都没人理,一个助理研究员哪里有这种待遇?“李书记”在这篇报告文学中成了个意味深长的符号。

 

至于怎么写“猜想”,怎么写科学,徐迟说了这样的话:“我不懂科学,但我懂得人,懂得科学家的为人,也就可以写一点科学了。”

《哥德巴赫猜想》被《人民文学》刊发在1978年1月号头条。2月17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破例用三大版的篇幅转载了这篇文章。

中国大地刮起了“陈景润旋风”,他成了科学的代名词。科学家一夜之间成了最时髦的职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挂在人们的嘴边。许多青年,包括后来成为搜狐创始人的张朝阳,因为看了这篇文章,走上了追求科学的道路。

但也有人投书《中国青年报》发出疑问:陈景润算不算又红又专的典型?宣传陈景润会不会使青年钻研业务不问政治,走偏方向?

《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为了四化要又红又专——从陈景润谈起》的评论员文章。指出,陈景润为了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不畏艰难困苦,顽强坚持攻关,这就是红。

曾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的周明说,陈景润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被当作主角和英雄描写的知识分子,从此,他们走进了文学画廊。

因为深感我国科学水平之低,低得让人痛心,在写完《哥德巴赫猜想》之后,徐迟继续遨游于科学世界。《地质之光》、《愿生命之树常青》、《在湍流的漩涡中》,他以诗人的心灵,与不为外人所知的科学世界相通了。

这些,都成了对第一次科学大会的献礼。

春来江水绿如蓝

1978年3月,乍暖还寒,酝酿了8个月的全国科学大会在京开幕。陈景润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500多名代表一起走进了人民大会堂,而且和他的老师华罗庚先生一起坐上了会议主席台。

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观点。

 

陈景润听到邓小平说:“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就是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按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们是白,而应该说是红了。”

 

一直戴在陈景润头上的“白专”帽子终于摘下来了。

说起这个讲话还有一段故事。

科学大会文件起草工作,由中科院副院长方毅牵头筹办。草拟的文件中,最重要的是邓小平和华国锋的稿子。

这两个讲话稿写完后,同时送上去。邓小平的讲稿很快得到反馈,邓小平只在段落和个别字句上作了些调整。当时中央有位领导看了讲话稿后说:“我看这个稿子水平不高,毛主席讲了那么多关于科学工作和知识分子的话,为什么不引用?譬如,毛主席说的知识分子要改造世界观,就应该谈一下嘛!”起草小组向邓小平请示,要不要根据这位领导的意见再作些修改?邓小平的回答十分干脆:“一个字也不要改!”

科学大会开幕的前一天,宣传口一位负责人又提了条意见,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建议修改成“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方毅再次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说,不接受,维持原样。

现在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大家都觉得这是常识,却不知把知识分子看作自己人,这在当时堪称翻天覆地。

邓小平讲话后,整个科学院都回荡起《祝酒歌》歌声。

徐迟也参加了科学大会,他和黄宗英、秦牧等6名作家组成了特邀记者小组,专门采访科学家。黄宗英还记得,徐迟倾心地讲陈景润、猜想、数学、皇冠,讲得听众包括他自己都醉了。一个大停顿,徐迟展开双臂说:“我想说,陈景润,我爱你。”

 

闭幕式前,徐迟还欣然接受了一个任务,代卧病在床的郭沫若,起草科学大会的闭幕式发言稿。徐迟一夜写就,只是写得比较分散、浪漫,在会议上宣读不太适宜,最后未被采用。


 不过,不管是谁起草,正如郭沫若在大会闭幕式上说的,“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科学的春天到来了”。从此,多年被称为“臭老九”的中国知识分子,逐渐找回了尊严和价值。

 

有一千个陈景润就了不起

 

在科学大会作报告间隙,邓小平会见了陈景润,这是他们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会面。

 

陈景润佝偻着背急步上前,用双手紧紧握住了邓小平的右手。周围镁光灯闪烁,他显得更加拘谨了,出人意料地,他深深鞠了一躬,嘴里念叨着:“谢谢邓副主席,谢谢、谢谢……”。

“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邓小平在科学大会上作的报告中,着重讲了这一条。其实,连陈景润都不知道,早在3年前,邓小平就已经给他当了一回“后勤部长”。

 

1975年9月26日,重新工作的邓小平主持会议,中央政治局听取了胡耀邦提交的《整顿科学院的汇报提纲》。

当时,胡耀邦负责主持中科院工作,期间他亲赴数学所过问陈景润的工作和生活。得知陈景润依然住在小茶房的时候,胡耀邦异常激动,像愤怒的狮子一般咆哮,“你们于心何忍”。

在9月26日的会上,胡耀邦提到,至今仍有人认为陈景润是“白专典型”,对其工作生活问题不予解决,邓小平也火了,他说:“什么白专典型,总比占着茅坑不拉屎强!”接着,他给了陈景润极高的评价:“像这样的科学家,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起!”

几个月后,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这位伟人又遭打倒,陈景润依然住在小茶房,不过,邓小平已经记住了陈景润。

科学大会之后,陈景润迎来了喜讯不断的春天,而这都离不开“后勤部长”所抓的一件件实事。

1981年邓小平亲自批示:“可否为其配一秘书,以分其劳。”

1983年,按照邓小平的指示,陈景润的夫人由昆从武汉调到了北京,陈景润升为一级研究员。他的月薪从89.5元加到了149.5元,另外还有50元津贴,相当于行政十级工资,也就是现在的正局级。更可喜的是,他搬出了那间小茶房,第二年在新家里添了个大胖小子。

这时候的陈景润精神焕发,虽然已近半百,看上去却像个小伙子。他留着整齐的小平头,身穿绿军装,过去的熟人都说,陈景润完全换了个人。

不过,由于邓小平的三个指示没提房子,陈景润仍然为了房子苦恼着。

1984年,有了孩子的陈景润向老朋友罗声雄诉苦“我搬出去跟猪做伴了”。原来科学院在北大附中旁边有一套两居室,分了给他,但两居室附近有一个屠宰场,屠宰的时候猪儿们呼天号地,弄得这书呆子心烦意乱、东躲西藏。

 

罗声雄“撺掇”陈景润给邓小平办公室打个电话。果然,当邓小平知道陈的住房情况时,非常生气,他当即指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高登榜,就地解决。高登榜亲临数学所,表示“不分房子我不走”,当天,科学院就分给陈景润一套四室一厅院士房。

不能承受之重

一封来自四川农村,没有收信人地址,仅写着“陈井运同志收”的信,竟沿着曲折的邮路准确无误地送到了陈景润手中。当年的“陈景润热”可见一斑。

那股“陈景润旋风”,将他从数学世界中拉出来,让他不得不去扮演各种角色。

邀请他作报告的单位排成了长队。他去山东、去安徽、去河南、去湖北、去贵州……他不得不在人们的盛情请求下,一遍又一遍地讲述自己的奋斗经历。人们似乎并不在乎能不能听懂他那南方口音极重的普通话,只要能请到他就满足了。

报纸、刊物也纷纷请陈景润写文章,青年报约请陈景润“与青年人谈理想”;体育刊物约请陈景润谈“做一个科学家要身体好”;省报约请陈景润“与青年同志们谈学习”……

小学请陈景润去做校外辅导员;中学请他去给中学生谈“怎样才能学好数学”……这一切,陈景润似乎责无旁贷。因为据说北京有一位中学生看了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后,整天将自己关在房间里,埋头在数字、公式、符号中,眼睛近视了,背也驼了。

 

还有全国各地寄给陈景润的信件等着他拆看,一个又一个从外地赶来的青年要面见他,要跟他学数学,跟他探讨“哥德巴赫猜想”问题。

 

在当时特定的时代社会背景下,陈景润被赋予了太多的社会意义。但是,这对于一位数学家来说却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陈景润不得不说符合公众形象的话,不得不按他理解的“又红又专”要求自己。那些年,他经常是一身草绿色军衣,草绿色解放鞋,斜挎草绿色书包的打扮。

全国科学大会期间,徐迟去看陈景润。房间里依然堆着五六个麻袋,不过都是群众来信。一个麻袋单独放在一边,全是女孩子的求爱信。

“我可怎么办?”陈景润冲着徐迟一摊手。

陈景润的老师,那位第一个向他介绍“哥德巴赫猜想”的沈元先生,特地来看望他当年的学生。陈景润说:“谢谢你,沈老师。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微不至地关怀我,我常常感动得流泪。我要加把劲,拼命大干社会主义,继续攀登科学高峰。”

当时在场的记者听沈元对他的学生说:“你呀,正直的人已成为政治的人!”

数年后,徐迟在接受采访时说:“对陈景润,《哥德巴赫猜想》这篇文章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也有许多不好的作用。因为当时影响很大,他一下子成了名人。对陈景润这样的人,成名是一种痛苦,甚至成为了对他的工作的干扰。他如果不是那么大名气,可以有更多的安静的空间,有充分的时间来更好地进行他的研究。”

无用之用

上世纪80年代,武汉东湖路,徐迟的书房里添置了一台电脑,型号比人们熟知的奔腾286更古老,屏幕是用9寸电视机改装的。键盘上,贴着他亲笔写的字条“请先洗手,再接触键盘”。古稀之年,徐迟仍在笔耕不辍,他是作家中率先使用电脑写作的人。

徐迟晚年所读所写均是高能物理、相对论等问题的书。有一次他对秘书徐鲁说:“别的可能都是假的,都可以不写,唯有高科技的东西才是真的,才是非写不可的。”可惜他这个看法有点曲高和寡。

 

报告文学集《哥德巴赫猜想》出版时,发行了上百万册。然而到了90年代《来自高能粒子的信息》出版时,却只有寥寥5千册的印数了。

徐迟为此百般焦虑: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拥抱信息和科技,本是火烧眉毛的事,为什么心血之作却成了空谷足音?

陈景润也无可回避地面临了这样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人要问,“哥德巴赫猜想”到底有什么用?甚至连一些数学家都说,陈景润不过是时势造英雄。

“说数学有用还是没用,那是外行话。”林群院士感慨道,“今天,人们非要探讨猜想的用途,这是典型的实用主义。牛顿发现力学三大定律的时候,谁能预见宇宙飞船应用了这个理论呢?”

“无用之用”导致他的事业后继无人。陈景润的专业远离市场,除1978年有百人报名他的研究生外,往后数年,报考的人寥寥无几。从1978年到1990年的12年间,陈景润共招收6名研究生,本来为数不多,但没有一个留在他身边,大多出国了。

科研经费的短缺,也令他的5人小组难以为继。香港《文汇报》记者采访陈景润时,他谈到了他的忧虑:“每人每年数百元经费,连出差都难,国内有些学术会议都无力参加,更不敢请人来。”记者发出感叹:“没想到一个大数学家还须精心计算这么一笔细小的经济账。”

在记者看来,如此细小,但在陈景润,这是一个科研组一年的经费。

放弃“猜想”

陈景润以“哥德巴赫猜想(1+2)”著名,普通公众,大概以为陈景润一直在向(1+1)的证明发起冲锋。其实,陈景润清楚地知道,以现在的数学工具并不能破解(1+1),1974年以后,他便决定放弃这颗“数学皇冠上的明珠”。

“我不能骑着自行车上月球”,陈景润如是说。

作为一个实事求是的科学家,在自己的专业上,他没有因为公众的期望改变自己,尽管这可能有损他的光辉形象。

20世纪90年代,中关村变成了中国硅谷,陈景润却一天天衰竭。

1984年查出的帕金森综合征,让他几乎失去了一切,除了数学。当罗声雄告诉他英国数学家怀尔斯解决了费马大定理时,他请护工帮他翻起眼皮,睁开双眼,表示他的惊讶。然后,他含混不清地说,请把资料拿来,我要看。

自科学大会以后,陈景润和徐迟便没有见过面,甚至没有任何交往,但两人对科学却是一样的执着。

 

徐迟晚年涉足于高能物理王国,直到生命止息的前几天——1996年12月4日他的《谈夸克》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

为此,《人民日报》在同一版面上还发表一篇署名陶钧的文章《赞文学家的科学感情》,文章指明,此徐迟即彼徐迟,打消读者可能产生的疑问:怎么作家徐迟会写起高深科学文章

1996年3月19日13时10分,陈景润与世长辞。同年12月12日,徐迟在武汉的病房里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回味徐迟50年代写的一首诗:“我所攀登的山峰/在雨雪云雾笼罩下/它吸引你走进它/像磁场引导指南针/除非你是一个勘探队员/你不会知道这山脉的价值。”

这是科学家的赞歌,也是徐迟和陈景润相遇的机缘。

惊回眸,那一春

“神七”问天,“嫦娥”奔月,当今中国一日千里。正如邓小平在科技大会上预言的,“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说明: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

让我们再次回到1978年那个春天,那个决定了陈景润、徐迟和千千万万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春天。

这一年,杨乐在苏黎世国际数学大会上,报告了他和张广厚的研究成果。

这一年,孙家栋在科学大会上作了关于我国空间事业发展的发言。30年后,他成了绕月探测工程总设计师,实现了郭沫若在《科学的春天》一文中所说的“嫦娥奔月”。

这一年,黄昆在离开研究工作26年后,由邓小平点名到半导体研究所任所长,由此成为“文革”后走上领导岗位的第一批科学家。

这一年,陈佳洱回京参与制定低能核物理加速器研究的规划。此前,他已在北京大学汉中分校待了10年,修路、喂猪、种地,卖光了所有与加速器相关的书。

这一年,袁隆平由怀化农校调入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晋升为研究员,并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这一年,巴金重新拾笔,耗时7年完成了《随想录》。

这一年,张艺谋,陕西咸阳国棉八厂28岁的工人,在北京电影学院西安考区,被几个摄影老师破格录取……RB022

(感谢陈景润的生前好友罗声雄研究员、林群院士、陈景润的秘书李小凝老师、《人民文学》前副主编周明先生、徐迟之子徐延先生、徐迟的秘书徐鲁先生对本文写作做出的指导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