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在美国新泽西州一个由鸡舍改造的工作间里，尤金·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博士第一次提出了“引文索引”的概念。那时他肯定没有意料到，这一概念给今天的中国带来了怎样有趣的现象。　　

在“引文索引”这一概念基础上，1963年，加菲尔德以私人身份出版了第 一期《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dex，简称SCI)。想不到，几十年后，SCI成了中国科 学界最时髦的词语之一，中国科学工作者们的职称评定、奖金、评奖、经费申请乃至院士评选，都无不与 SCI挂钩。　　

“SCI成了Stupid Chinese Idea（中国人愚蠢的想法）。”中科院院士李国杰这样戏谑地评价。　　

近日，李国杰主持的中科院计算机所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正式签署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协议书，李国杰院士表示，在二者的合作中，将共同制定学术水平评价标准，尤其是要率先取消SCI评价标准。　　

“仅拿SCI来衡量学术水平，是非常错误的。” 这位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龙芯”1号CPU流片研制的领军人物说。　　

李国杰院士尝试作出上述决定的背景，是基于科学界许多人士的下述看法： “SCI目前已成为衡量大学、科研机构和科学工作者学术水平的最重要的甚至是惟一尺度”。　　

某著名大学2001年开始实施的一份文件规定，对申请教授（研究员）职务者，有论文数量的要求，其中至少必须有一篇为SCI收录。　　

李国杰称，多数重点大学要求博士生必须发表SCI或者EI（工程索引）论文才能毕业。　　

然而SCI原本只是一种强大的文献检索工具。它不同于按主题或分类途径检索文献的常规做法，而是设置了独特的“引文索引”，即将一篇文献作为检索词，通过收录其所引用的参考文献和跟踪其发表后被引用的情况来掌握该研究课题的来龙去脉，从而迅速发现与其相关的研究文献。　　

一位使用者举例说，当在这个庞大的数据库中检索到一篇中国学者的论文时，通过参考文献的链接，也许可以迅速看到，这位中国学者的研究是怎样借鉴美国一位同行的研究成果；同时，也能看到这位中国学者的研究结果，随后怎样被一位日本学者引用并加以发展。在这个数据库中，不同学科、不同国家、不同机构的学者与这位中国学者相关的工作，都可以迅速查到。　　

“你可以了解这个课题最新进展是什么，这就是科学引文索引最基本的目的。”汤姆森科技信息集团中国区总裁刘煜进一步表示说，“我们称之为 ‘越查越旧，越查越新，越查越深’。”“这就是科学引文索引建立的宗旨。”SCI是刘煜麾下这家集团的一个数据库产品。SCI 由最初的印刷出版物，经历了光盘版，发展为目前的网络版（Web of Science），用户可以无缝链接到世界最重要的近9000种核心期刊，回溯自 1900 年以来的科学引文。全球目前有900万研究人员在使用Web of Science。
按照加菲尔德的基本思想：一项研究工作的质量是由它对所在领域的影响程度来衡量的，一篇文章的引用率越高，它的影响力就会越大。让加菲尔德始料不及的是， “SCI的问世，竟极大刺激了科学计量学这一全新科学领域的发展。由于有了引文索引，人们发展了科学计量学中著名的引文分析方法，定量地研究社会的科学能力，科学前沿发展趋势，科学活动的水平，科学论文的质量，科学机构与人才的评估”。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研究员庞景安认为，“SCI正成为现阶段科学管理和科学评价不可替代的强有力科技评估工具”。
2005年9月， 加菲尔德博士写文章慨叹，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这个主意此后竟“如此饱受争议”，“像核能一样”，成为“好坏参半的东西”。
“这本身是一个比较聪明的idea（想法！保罟芩担拔侍獬鲈谖颐嵌?它的滥用”。
上世纪80年代末由南京大学最先将SCI引入科研评价体系。据南大前校长曲钦岳教授说，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当时处于转型期，国内学术界存在各种不正之风，缺少一个客观的评价标准；二是某些专业国内专家很少，国际上通行的同行评议不现实。
“当时引导科研人员，特别是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对改变我国‘文革’以来坐井观天的研究风气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李国杰说。　　

SCI的引入很快引发了各高校的排序竞争。从1987年开始，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受原国家科委的委托，对中国科技人员在国内外发表论文数量和论文被引用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在1992年至1998年间，南京大学被SCI收录的论文数，连续排名全国高校第一。　　

各高校开始跟进，将SCI与职称评定、科研经费等挂上钩，并制定相关的奖励政策。发表一篇被SCI收录的论文，奖金数千元，有些学校甚至逾万元。比如，某著名大学曾提出“千篇工程”。及至目前，全国多个高校每年被SCI收录的论文已超过2000篇。根据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12月6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清华大学2004年被网络版SCI收录的论文总数达2321篇，比2003年的2212篇增长4．93％，继续居全国高校首位。　　

随着这一最新数据的公布，各大学相继发布消息：“我校科技论文产出成绩斐然，各类统计数据较上年均有一定增长，稳居全国高校前茅”；“我校各项指标稳中有升”；“我校继续保持高校前列”…… 我国被SCI收录的论文总篇数，从1981年的不足5000篇，激增至2004年的 57000多篇。
有人甚至称，这是“SCI大跃进”。　　

但是，论文质量远没有数量增长得快。李国杰提供了一组数据：我国2003年引文数世界排位第18位，但篇均引文数，却排到124位。　　

科学界不少人士担忧，一些学者为了追求被SCI收录论文的篇数，而炮制低质论文。一位土木工程系副教授说，不少学者为了有更多论文被SCI收录，采取一些“伎俩”，比如将一篇论文拆分成几篇发表，或者将同一篇论文改头换面同时向几家期刊投稿。　　

国内一些学术期刊为了提高自身的“影响因子”，要求论文作者大量引用其自身文章，中国期刊的高自引率成为国内学术界公开的秘密。
SCI落户中国以后被“异化”的状况，随着所谓“SCI大师”的出现，显示出了讽刺和幽默。新语丝网站曾爆出武汉某学院的一位教授，2003年共发表65 篇SCI论文，平均不到一周就发表一篇。更有甚者，据媒体披露，东北某大学有一对教授夫妻，平均一天就发表一篇SCI收录论文。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员金碧辉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称，被异化了的SCI已经与它最初被应用的目标背道而驰，“许多科研人员正在沦为论文机器，他们已经搞不清楚做研究的目的到底是为了追求真理， 还是为了发文章。”

“SCI是一个客观的评价工具，但它只能作为评价工作中的一个角度，不能代表被评价对象的全部。”汤姆森集团的有关高层曾对中国媒体这样表示。　　

李国杰更倾向于同行评议：“评价成果，评价论文，评价人，我觉得最基本的手段就是同行评议。”他正尝试在他主持的计算机所这个小圈子里建立民主公正的氛围。　　

关于在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战略合作中取消SCI评价标准，目前并没有更详细的计划。“只是有这个意向”，据有关人士透露，这一意向也并未写进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合作协议书中。　　

这份战略合作协议书签订后不久，2005年12月中旬，李国杰出任理事长的计算机学会下属的青年科技论坛举办了主题为“从SCI反思中国的学术评价体制”。　　

在论坛发给记者的邀请函中写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目前的状况？我们应该分析和反思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

论坛上人们质疑：为什么SCI产生在美国，国外却没有出现像国内这样的“SCI现 象”？为何同一种工具有着不同的命运？　　

在法学家邓正来看来，有多种原因，但“最重要的问题”，是“政绩的表现最后就是数量”，这是“整个政治经济利益下的一个共同的结果”。　　

论坛上，李国杰表示，要改变现状需要时间和过程，“只能从一点一滴做起，需要一些人带头，需要有一些所谓有志之士，需要一些先驱者去带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