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    2010

CAM-Net Digest, Vol. 7 (2010), Iss. 16 : p. 4

Abstract

一 

我1965年初大学毕业留校在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工作。那时华老倡导推广统筹方法得到毛泽东 
主席的肯定，在数学界掀起了理论联系实际的热潮，我被所里派到上钢五厂，试图用统筹方法 
解决不锈钢无缝钢管车间的均衡生产问题。当时华老到上海在科学会堂讲解统筹方法，上海市 
科协组织了上海市的各大企业有关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去听讲，我和几所学校的青年教师被安 
排作为助教，协助各厂用统筹方法解决问题。在这短短几天中，我很幸运的有机会聆听华老的 
讲学和华老在小范围指导我们这些青年助教在推广统筹方法和画统筹图中要注意的问题。 

1965年前后左的思潮已经开始泛滥，到了1965年夏天，我们被送到工厂进行为期一年的劳动锻 
炼，随后又提前结束劳动锻炼下乡搞“四清”，接着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统筹方法的推广无法 
继续，上钢五厂的项目也无疾而终。然而，华老用数学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强盛出力的精神和 
他倡导的统筹方法已经深深地印入到我们的脑海之中。 

经过几年的极端混乱，终于党内有人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试图缓解文革的乱象。 
1969、1970年，受到冲击的一些著名高级专家得到了一定的保护。数学界的华罗庚和苏步青教 
授就在被保护的名单中。高等学校在教学完全中止了几年后也提出了“复课闹革命”。 

当时，我和一些青年教师下班级，和学生一起探讨数学教学改革。谈到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 
我们马上就想到了统筹方法，并决定给华老写一封信。这封信由我和司春林（复旦大学数学系 
1970届学生，现为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负责起草，信并不长，主要包含了三层意思，首先 
是向华老问好，其次是问华老是否还在从事统筹方法的推广工作，最后是表达了我们对统筹方 
法的观点。我们认为统筹方法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教学内容中应该包含统筹方法，还向华老 
表示我们将深入到工厂去继续推广统筹法，请华老予以指导。 

几星期后，学校通知我，说市革会科技组要我去一次，找我了解给华罗庚写信的情况。到了外 
滩市革会，科技组的一个负责人，先把我训斥了一通，说我们无组织无纪律，擅自给华罗庚写 
信。然后他质问我为何要写信给华老，我据实将我们写信的动机和过程告诉他，并强调统筹方 
法是得到毛泽东主席肯定的。最后他才告诉我，领导已经同意华老来上海了，要我参加业务的 
接待。 

几天后，华老带着陈德泉和计雷来到了上海。由于市革会科技组的军代表是南京军区后勤部的， 
华老一行被安排住在南京军区招待所——上海延安饭店。 

事后我才知道，华老将我们的信交给了总理办公室，提出到上海来推广统筹法，得到了总理办 
公室的批准，由当时总理办公室负责人刘西尧批复给上海市革委会，上海市革委会接待华老是 
十分被动和无奈的。 

二 

华老一到上海就提出要下工厂推广统筹方法，但上海市革会科技组对此毫无准备。经华老多次 
催促，才根据我们提供的线索，通过上海市革会生产组落实安排华老到上海炼油厂。 

当时上海炼油厂的酚精炼装置正要重新扩建，为了将统筹方法用于酚精炼改扩建工程，华老带 
领我们几次到工地实地考察。那时已是夏天，天气炎热，华老的心脏又不好（华老到上海的当 
天就嘱咐过我，他的衬衫口袋中有硝酸甘油，若遇突发情况就打碎玻璃管让他含服），但他和 
我们年轻人一样，穿着厚重的帆布工作服，带着沉重的安全帽，柱着拐杖，在工地跑上跑下。 
为了更好地与工人打成一片，华老坚持不让我们叫他“华老”，而要我们叫他“老华”。他还一定 
要与工人们一起在大食堂吃饭，厂里拗不过他，只能在大食堂里安排一张专门的桌子，供应简 
单的饭菜，由我们三人陪他一起用餐。上海炼油厂位于浦东高桥，离市区很远，那时黄浦江上 
还没有桥，从市区去浦东全靠轮船摆渡。延安饭店提供一辆上海牌轿车接送华老，上海牌轿车 
底盘很低，有时水位低时无法从码头上渡船，必须绕道到另一码头，往返一次往往要好几小时。 
我们都感到很疲倦，但华老始终精神饱满，全力投入工作。 

在华老的指导下，陈德泉和计雷很快就完成酚精炼装置改扩建统筹图的绘制，后来这一工程在 
统筹法的指导下顺利完成。用通常的方法安排计划，这项工程需一个多月才能完成，但用了统 
筹方法后一个多星期就完成了。 

华老原来的意思主要是推广统筹方法的，但是一个似乎是偶然的机遇使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优选 
法的推广上来了。陈德泉的一位在上海热工仪表研究所（后更名为自动化仪表研究所）工作的 
老同学裘履正来看他，华老很热情地接见了他。裘履正和华老谈到他在工作中遇到的一个酸洗 
配方问题，仪表零件在淬火后表面产生一层氧化皮，需用硝酸和氢氟酸的混合液进行清洗，但 
配比很难掌握，虽然做了许多次试验，配出的酸洗液不但清洗不净氧化层，还会腐蚀零件本身。 
华老马上指出这个问题可以用优选法解决，他耐心地为裘履正讲解了优选法的原理和做法，鼓 
励他用优选法去寻找酸洗液的配比。裘履正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技术人员，他很快就领会了华老 
的讲解并马上着手进行试验。我还记得陈德泉、计雷和我三人等待裘履正实验结果时非常焦急 
的心情。当然最后我们等到了好消息，他总共花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做了14次试验得到的新酸 
洗液配方，现在花3分钟即可洗净氧化皮且对零件本身没有丝毫的腐蚀。 而在过去，裘履正前 
两年曾两次寻找过配方，第一次完全失败，第二次花了好几天作了许多实验，勉强得到一种配 
方，但酸洗一次要半小时，还无法将氧化皮洗清，要用刷子清除。至此，优选法在国内的第一 
个成功案例就此诞生了。 

有了这一成功的案例后，华老就在上海炼油厂进行推广。当时我们与北方的一个邻国关系紧张， 
发生边境冲突。上海炼油厂接到国家下达的研制适合北方极低温条件下降低军车润滑油凝固点 
的降凝剂的任务。原来他们对降凝剂的原料配比做了100多次试验， 得到的降凝剂可使润滑油 
的凝固点降至零下42度，无法再降低了。而用了优选法后，只做了10多次试验，就得到的降凝 
剂配方可使润滑油的凝固点降至零下46度。 

华老抓住这一契机，开始在全上海推广优选法。华老在上海市科学会堂连续做了几次普及优选 
法的报告，由上海市科技交流站（文革中科协被取消了，这是代替科协的一个组织机构）组织 
上海的工厂和研究单位听讲。华老的报告深入浅出，极其生动活泼。他经常用折纸和撕纸来表 
达0.618法，有时讲得兴起，还会用香烟在纸条长度的0.618的位置用香烟烫一个洞来加以强调， 
他还经常用摆火柴棍的办法辅助讲解离散情形的斐波那契方法。由于优选法的简明有效，一下 
子就在上海推广开了，它解放了科研技术人员在文革中禁锢压抑了很久的积极性，优选法成功 
的案例大批地涌现。华老还深入到一些工厂和单位进行指导，陈德泉、计雷和我到各单位进行 
联络、帮助用优选法设计试验方案。上海其他高校的教师也参加到优选法推广的行列中来。那 
时每天都有很多优选法应用成功的捷报传来，优选法在上海的推广出现了高潮，我们都处于一 
种非常兴奋的状态之中。 优选法在上海的化工、 医药和机械等行业成效特别明显，在优选法 
推广中比较突出的单位有：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高桥化工厂、吴泾化工厂、天源化工厂、桃 
浦化工厂、革新塑料厂、上海胶带厂、上海拖拉机厂等。 

三 
华老知识渊博，天文地理、文学诗词无不通晓。和华老在一起的那段日子我受益匪浅。他才思敏捷，在谈话中警句对联、唐诗宋词经常脱口而出。他用天文学和数学的观点为我们分析古诗词中的意境。郭汉英来访，华老可以与他深入探讨广义相对论和基本粒子。他也曾多次谈到他对广义相对论的主要实证依据——水星进动的观点和他自己的计算。虽然我的文学底子很差，物理也懂得很少，但这并不妨碍我领略华老的大师风采。有时华老也会给我们讲一些有趣的名人轶事，例如他给我们讲的以色列要爱因斯坦当第二任总统的故事，当时在国内这是闻所未闻的。
有一次我和华老谈起苏步青苏老的情况，我告诉华老，苏老那时的处境也改善了，还帮一个实际单位解决了一个问题。那个单位要造一个大的球形物，由于加工困难，希望用球内接正多面体来实现，面数越多越好，苏老告诉他们球内接正多面体最多是二十面体。华老马上就问我们，你们能证明吗？看到我们没有回答，他就从欧拉公式开始到球内接正多面体最多是二十面体的结论，从头到尾给出了完整的证明。大约二十分钟的时间，他侃侃而谈，不用任何纸笔，把整个证明及来龙去脉讲得一清二楚，令我钦佩不已。
他有时在饭桌上会把他正在考虑的问题提出来考我们，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想，午睡后华老已给出完整的答案。在讲完关于正二十面体的证明后，他要求我们中的一位用纸糊出一个二十面体。
华老离开上海后，我给华老写过7封信，华老每封必回。 虽然回信较短，但每封都体现出他对上海优选法推广的关注。他在我汇报的问题中敏锐地发现一些优选法推广中的不良倾向，例如有部分参加推广的教师忽略推广的实际效果而过分炫耀复杂的方法和过分专注于方法的证明等，并指导我们加以纠正。很遗憾的是，几经搬家华老的信都遗失了。
华老离开上海后成立了双法推广小分队，全国双法出现了高潮。因种种原因，我未能参加小分队，继续得到华老的教诲。1970年后我还见过华老两次。第一次约在1971年，华老路过上海作短暂停留。华老非常繁忙，很多政要和友人都等着和华老见面。陈德泉带我去延安饭店见了华老，华老与我谈到全国推广双法的大好形势以及双法推广小分队的活动。他依然对上海的双法推广表现出极大关注。第二次约在1974或1975年，我到北京开会，陈德泉带我到华老家中见他。当晚，华老就要西参加双法的活动，下午到达华老家时，他的行李都已放在客厅中。华老除了谈到山西等地的双法推广情况外，他还告诉我有人用入党做诱饵，要陈景润揭发他，陈景润表面看似糊里糊涂但脑子还是十分清楚的，他非但没有揭发，还在食堂打水时将这一情况告诉德泉。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四人帮和迟群对华老的又一次迫害。 
虽然时间短暂，但1970年有机会和华老近距离的相处，接受华老的教诲、领略华老的风采是十分幸运的。华老的精神和教诲是我几十年从事工业应用数学生涯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